一个讲故事的历史展馆
艾娜
在一次历史讲座中，国家博物馆的一位资深历史研究员，曾引用德国十九世纪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一句话：历史，为的是给人们提供思考的视角。
的确，也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历史博物馆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
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我多次走进近期重新开幕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也特意请教了历史展馆中不同的研究员，希望了解这次历史展馆究竟要带给国人一个怎样的思考视角。
很快地，我看到了一个用心诠释历史的博物馆。它与传统历史博物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突出地呈现了“人”的视角，并以“讲故事”的形式，道出了新加坡七百多年的沧桑变迁。
位于史丹福路的新加坡历史展馆，共分九个展厅。围绕着时间和空间的主轴，这九个展厅巧妙和冼练地把新加坡的历史，融蕴在了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之中。走过古代淡马锡展厅之后，观众会发现面前出现了两条历史线索：一条是以蓝色为标志的“历史事件长廊” （Event Path），另一条则是以橙色为标志的“个人故事长廊”（Personal Path）。
历史于是出现了宏观与微观的两种视角，而沉重的历史，也随之鲜活了起来、丰富了起来：
沿着“历史事件长廊”的曲径向前走，随着历史的推进演变，我们会与许多说故事的“大人物”不期而遇：开埠时期的英国殖民官莱佛士、华社领袖陈嘉庚、英国华民护卫司毕麒麟、日本侵略军司令山下奉文、战后争取自治的大卫·马绍尔、新加坡政治元老吴庆瑞……
顺着“个人故事长廊”前行，我们则会欣喜地结识不少已经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也会看到从未被历史记录过的众生相：住在“禁山”山脚的马来儿童、签署1824年《英荷协定》的荷兰总督、以卖苦力为生的人力车夫、因丝业不景气而南下讨生活的珠江三角洲妇女、奋身投身抗日斗争的海峡华人、经历过争取自治期间种族暴乱的年轻学生、独立建国时期的马来女社工……
“人”的视角：回望历史的独特视角
为什么选择以“人”做为记录新加坡历史的基本元素？历史展馆的研究员们告诉我，生活在具体时空范围里的人，才是历史的主体；真实的历史，往往只能从历史人物的片言只语中找到。“故事”，就是故人与往事的记录；藉着记录这片土地上的故人与往事，我们就能从生活点滴之中捕捉到“活着的”历史。
为此，历史研究员们研究了大量的史料和口述历史资料，力求借着历史人物的眼睛和视角，为观众呈现历史的原貌：回望历史，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个对开拓新加坡充满信心的莱佛士，也见到了一个因家庭不幸而身心交瘁、急欲返回祖家的莱佛士；我们不仅能看到在日据时期以不同形式奋起反抗的人民，也能亲身感受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族群的年轻人面对战争时的不同情感反应和个人抉择。
那么，为什么要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诠释历史？无论是在“历史事件长廊”还是在“个人历程长廊”，政治人物也罢、商贾富豪也罢、殖民统治官也罢、升斗小民也罢，他们都在以自己的眼睛看周围的人、周遭发生的一切；都在用自己的话，讲述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或失望叹惜、或喜悦欢欣、或愤怒沮丧、或彷徨无奈。此时，我们看到的，已不再“非白即黑”的历史灌输，也不再只是名字、年份、历史背景等的枯燥资料，而是出现在不同时空现实中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讲故事”的人，只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并没有替观众做出判断，也没有把历史概念硬塞给公众。很同意一位论者的看法：公众自有一双懂得分辨的眼睛，来看待历史的兴亡与变迁。他们想要看到的，是历史人物真实的一面，看到他们未被“梳妆打扮”的言说和行为。
“内容”与“方式”：相得益彰
所有这些，让我看到了一个用心诠释历史的国家博物馆。也正因为有历史“内容”的在场，呈现历史的“方式”也就有了它存在的意义：艺术元素的借用，恰到好处地起到了衬托历史氛围、突出历史背景的作用；而多媒体装置（如触屏影像和随身伴听器等）里面所承载的详尽信息，更能为观众深入展品起到莫大的辅助作用。
国家博物馆开幕以来，颇受社会各方瞩目。由于期待不一，人们对历史展馆的设计和装置，或许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在得到对历史展馆的第一眼印象以后，每一位观众更应让自己沉入历史当中，听听这间历史展馆如何给我们“说”历史，以从中得出一个较为平衡的判断。任何走马观花式评论，都难免会有偏颇之处。毕竟，评价一间历史博物馆的，最重要的，还应是看它的历史呈现理念与诠释视角吧。
这当然不是说，国家博物馆已经做到尽善尽美了；事实上，要达到国人对一个国家级博物馆的高度要求和殷切期待，相信它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仅就历史展览而言，笔者注意到，“历史事件长廊”与“个人历程长廊”在设计布局上似不太明显，参观的公众往往不易清楚地分辨出两者之间的区别；此外，一些在二战时期做出重要贡献的反侵略力量，包括华人抗日义勇军和136部队等，也望能在展览中提及。
同时，我欣喜地了解到，新加坡历史展馆相当重视观众的反馈，很快就会在文物旁边附上多种语言的文字说明；而“华文随身伴听器”也能在大约半年后，交到华语观众的手中。
远的不说，现在若要问：与香港历史博物馆相比如何？我会说，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一个“讲故事”的博物馆。
（2006年12月20日《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