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大院、甘榜

——台湾舞台剧《宝岛一村》观后

艾娜

同龄人中间，近年渐渐多了怀旧之情。

学校的同窗、旧时的同事、儿时的玩伴，或笔录回忆，或相约茶聚，或组团到旧日一道就读的学校“朝圣”、到不复存在的儿时住址“凭吊”，细忆着数十载历史的纷沓脚步在自己生命中留下的印迹。

上周末，台湾表演工作坊的话剧《宝岛一村》，让我看到艺术家们如何用舞台艺术的形式，把台湾眷村这个正在消逝的记忆一角，永远地记录了下来。

“婴儿潮世代”：听得懂彼此

梳理着这些历史记录的书写，细究它们背后的情怀，我看了这样一个事实：

近年的怀旧潮，标志着“婴儿潮世代”陆续步入知天命和耳顺之年。这些在战后1946-1964年间婴儿潮出生的人们，近年开始以各种形式，回望自己的人生道路、追思父辈的流逝岁月。

《宝岛一村》的导演和编剧赖声川和王伟忠，同属战后“婴儿潮世代”，两人讲述的眷村故事，有着特殊的台湾基因：49年后的台湾，国民党军人的孩子，有很多是在眷村里长大的，包括编剧之一的王伟忠自己。

若把当时的大陆和马来亚的“婴儿潮世代”纳入视野，人们可以看到，49年后的大陆孩子，很多是在机关大院里长大；而在49年后的马来亚，很多孩子在甘榜乡村长大。台湾眷村、大陆大院和马来亚甘榜孩子，虽成长环境各异，但有一点相通，就是他们都续延了父母那“不能估算”的命运：

他们当中，有谁没见过岛上处处，漆着贴着的反攻大陆标语？有谁没听过文化大革命中，震动整个中国的口号阵阵？有谁没经历过反殖独立斗争中，聚集在政府大厦草场上的人山人海？这些刻在青涩成长岁月上的共同时代烙印，让眷村、大院、甘榜孩子很容易就认出了彼此，听懂了彼此。

情感记录：艺术的专属领地

赖声川在“导演的话”中说：“《宝岛一村》不是一个理性的历史记录，而是一个感性的情感记录。”

的确，理性的历史记录是历史学家的事儿，而艺术是用来诠释人情和人心的。

艺术，能让眷村故事超出台湾的时空范围，把眷村、大院、甘榜孩子不同的生命片段，汇成一幅人性历史的画面：

剧中的国民党军人，在命运的驱使下，在嘉义眷村的村口排队领取门牌钥匙，观众中甘榜孩子会想起当年同样面对多变政局的父母，以及后来他们心中种种不易解开的情意结；

在村口的大榕树下，议论着“国家大事”的爸爸们对大陆文革唏嘘不已，观众中大院孩子此时不仅会想到父母在那场浩劫中的遭遇，也融入了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痛楚记忆。

今天，同属“婴儿潮世代”的眷村、大院、甘榜孩子，都站在了同一历史波频上，以个人的名义，回忆家族的历史、父母的一生，以及自己数十载越过的道道坎坎。其中的点点滴滴，不外是人情之常，然人情之常也正是生活的根本之义，是每一个人最美丽、最珍贵的情感所依。

记录下这美丽而珍贵的人情之常，正是艺术的专属领地。

所以，《宝岛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