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地几件新闻和文史活动，叫人想起19世纪中叶以及上世纪初华南华人下南洋的那段“过番”的历史。我们从吴作栋资政到闽南祖乡寻根、福建泉州族谱展览、在我国举行世界海南宗亲大会，以及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想到新加坡华人祖辈，也曾因为天灾人祸而跨越大洋，投奔大海，到南洋谋生。
联合早报在15年前，刊登由李慧玲根据新加坡口述历史馆资料选写的关于早一辈新加坡人“过番前夕”的移民历史篇章，背景是军阀兵横行的上世纪初20-30年代, 特止转载让大家再次认识我们的故事。
李慧玲, 联合早报, 根1994年11月6日。
过番前夕系列 : 土匪篇 : 兵匪作乱 新客过番
小时候玩兵捉贼，知道兵和贼是对立的，不知道除了抓人，当兵的还需要做些什么；也不知道除了奔跑之外，做贼的又会做什么。只 知道当贼被抓到时，转身马上又成为兵，当兵的又改而做贼了。
没想到这场儿戏在我们的祖父母一代，也在乡下这么上演过。而且，我们的祖父母，大多数不是兵，也不是贼。他们是在我们儿时的 游戏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人物：普通老百姓。
清末民初时候出世的林树彦、李时珍、关均及好姐等人都说，在童年时代，土匪是村中常来的访客。虽然林树彦是安溪人，李时珍是清远人，关均是开平人，好姐是中山人，大家都住在不同的省县，但是当时福建广东一带，都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
抓牛抓猪抓人 大匪小匪欺民
林树彦与关均是土匪来犯时的直接受害者，关均曾经被土匪抓去，林树彦则曾经抗匪。好姐的父亲被土匪绑架，她虽然是后来才从父亲那里了解遭绑的情形，自己却叙述了一家之主落入土匪手中，家里顿失所依的状况。
这些土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会成为土匪？老百姓怎么去 看待这些山中土匪？
住在清远的李时珍说：”好像顺德那些是有枪械的，那些真正是大贼来的。我们上面那些是小贼而已。”
甲午战争后，满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处境已是捉襟见肘。生活陷 入困境的人民起来反抗，却遭到清政府压制与歼灭。这些抗清失败的 百姓，有些即逃入山林之中。另外，福建广东地势崎岖，因此可耕地 不多。混乱的时局，困苦的生活，有些人就被逼走上绝境，盘踞山林 称大王。
在清远、开平、中山等地，土匪多是当地人，据关均说，土匪是太穷的乡下人，是实在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乡下人。李时珍说∶ “他不是生出来就是贼的，也是我们这些人这样的，也是那些耕田的农民。那时怎么会有这么多贼呢？第一是无政府，政府管不到。 第二是那时那些人的生活困难……他们是被迫的，没得吃，那就去抢 。”
从受访的老人家说话的语气，感受到普通的老百姓虽然对土匪心存畏惧，又却似乎是谅解多过憎恶。或许老百姓生活越苦，才越能够 了解为什么一些土匪会选择这条路。
这些土匪来到乡村里会怎样呢？李时珍说：”好像这条村穷的，他有牛就抓牛，拉牛。有猪就抓猪，那么乡 下也只是有只牛，养一只猪，有些谷，这样而已。没什么家产的。那 么冬天有张棉被嘛，那张棉被就最值钱了，那么就是抢那些了。”
当然，土匪也有抓人的。在李时珍的记忆里，清远的土匪抓十三 四岁的女孩子卖到广州，再卖到香港、澳门及南洋。碰到有土匪进入 村里的时候，那些女孩子有的会躲进装草关牛的横屋，有的趁黑躲到山上去。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幸运避过的，万一躲避不过，那就只好束手就擒了。
土匪来的时候，最普遍的当然是绑架人，然后要遭绑架者的家属付一笔为数不小的赎金。他们专门挑富有的归侨，或者稍有能力偿付赎金的百姓。关均本身便曾经身受其害，而好姐的父亲也有这样的经 验。
卖田卖儿赎人 赎一个掳一个
关均原籍开平，是家中独生子，家里的经济情况也相当不错。他 的父亲在一家杂货店当掌柜，母亲则没有工作。关均还有一个当地主 的伯伯，在省城有七栋四层楼高的房子出租给人。
由于是家中独子，父母对他非常疼爱，除了念书，别的事都不要他做。每天傍晚，他都会到舅舅村里的学堂念书，念到晚上九点多， 便在舅舅家留宿。
有一个晚上，来了几十个土匪，将整个村子包围起来，然后一家一家去打抢。土匪的头子骑着马，手里长枪短枪都有。
当时乡村里有村民组织起来的乡团，一团共有十几个人。乡团也 有自己的枪炮，土匪来时，他们便进行武装反抗，在炮台那里和土匪对打。关均形容说： ”很乱呀！那时满清政府又倒台了，新政府又还没有成立，所以 就很乱，社会没有秩序。那些贼，就是地方皇帝了。”
关均在那次土匪来袭时，只有九岁。他跟村里几十个人一起被绑 到山寨去。他说，自己被关在一个像大厅一样的屋子里，土匪每天会 给他东西吃。另一方面，他们通知他的家人，拿七百银作为赎金。
七百银在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个数目。但是因为父母只有关均一 个儿子，所以最后还是给了土匪七百银。
关均总算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他的伯伯在这次经验后非常害怕， 怕土匪贪得无厌，所以干脆把他送到省城去。他十岁到省城，再念两 年小学就开始帮忙卖洋货，19岁才敢回到乡下去，20岁就到南洋来了 。
住在中山的好姐，父亲从事耕种。她说： “白天，我父亲去做田，种那些桑，看那些东西，去捉那些虫。 他就用那个米包来套住我父亲。那么见到他们把父亲抬下船，划走了 ，也不知道哪里，也看不到。我们都不知道要到哪里赎他回来。” 土匪是划了一条船在岸边等，然后再派人到田里去把好姐的父亲掳走的。他们把好姐的父亲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关了个把月。那里只关他一个人，几天才有水喝，有粥吃。
父亲被绑架，情况怎样，好姐和家里人并不知道，但是虽然她只有12岁，家中的愁困她是非常了解的。她的妈妈除了哭得死去活来， 什么办法也没有。她的妈妈、祖母都缠脚，所以干活很不方便。好姐 年纪虽然小，但是她是家中大姐，所以挑水、拿柴什么的都得由她负责。家里人都面对极大的精神压力。
最后，她们家还是把父亲赎回来了。怎么赎呢？她说：”卖那些田啦。好像我们有多少多少的田就卖一点啦。有些更惨 ！有些连子女都卖了才赎那个父亲出来，我们中国是这样的。”
但是父亲回家并不表示事情到此完结。父亲被关了个把月，终于 被关出病来，回来还要医治。而这时，土匪再来掳人。
“那么到了我父亲回来了，我叔叔的儿子才5岁大而已，好像那间屋子后面这样被（那些贼）敲破，敲破了个洞就用一张被包着我弟弟（堂弟），又拐了去，也是要用钱来赎的。”
如果再这样下去，家里赎了一个又被掳了一个，他们到底需要多少个田地，才足够卖了钱去把人赎回来呢？卖了池塘之后，他们又要怎样去维持生计呢？ 最后，好姐在17岁时到香港工作，帮补家用。她18岁，也就是 1932年，便到南洋谋生来了。
李时珍、关均及好姐所说的，或许只是些所谓的”小贼”而已。 那么”大贼”出没的地方，又是怎样呢？
抢、劫、绑、烧 南安不安
第一次读到林树彦的访问资料里，提起”陈国辉”这三个字，实在不知道那是什么人。去翻查资料，在《安溪会馆金禧纪念特刊》里 看到更多名字，例如安溪的高义，”被迫为匪”之外，还有后来令人称道的”抗日事迹”，这才慢慢了解到，祖父母辈来南洋之前，在乡下原来也有像梁山泊好汉一样响当当的名字。
再看到陈国辉的名字时，终于知道”陈国辉”也是当时福建一带，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不过，他落草为寇，但却不是小说里行侠仗义之士。陈国辉是北伐前后，具体呈现当时”匪成兵，兵成匪”，身分不时交替情况的典型代表人物。
在军阀割据的时代，当管辖闽南的军阀势力较强，像陈国辉这样的绿林人物就会依附其下，换上一身军装。但是如果管辖的军阀势力 衰微了，部下的军士便又分裂成小部，很多绿林人物便又摇身一变，回复原形，再上演一次”官逼民反”了。然而，不论是匪是军，他们 活动的那个地带，百姓还是一样，成为遭到蹂躏的对象。
所以在新加坡南洋大学1970年历史系二年级学生所作的《新加坡村史调查报告》中，一位南安的潘姓老先生说：”土匪抢、劫、绑、烧都来，百姓没有办法，官府也没有用，无法制止，结果受苦的只有我们百姓。”
如果是说”官逼民反”，那么”反民”又”逼”不敢”反”的平民。这些无辜的百姓，除了逃亡，还能够做些什么。像南安的村民， 便出现了”南安不安，村民过番”的情形。而永春报纸当时便报道： “永德（永春与德化）民众苦于军匪，相率渡洋。” 1913年出生的林树彦原籍福建安溪，安溪在清末民初年间，土匪猖獗。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地的土匪，即是所谓的大贼。他们 当中有些持有向意大利、日本及德国购买的手枪，也有汉阳制造厂出产的手枪。他们有军阀作后盾，是民军，也是土匪。
1925年，林树彦只有12岁，但是他谈起当时枪械的操作与性能时，十分熟悉。他说：”土匪……有的野心很大，全都去跟外国买……同时也跟意大利买、跟日本买、跟德国买，买那些北壳（Pucker）枪还是这个0.9、 0.7、0.5、五响快枪还是毛瑟。同时中国也有一个叫汉阳厂出品的， 不过那是国内自己用的。我还是小孩时就听过他们那些人说，毛瑟一 支多少钱，北壳一支多少（钱）。一种一按下去一支20响，那个意大 利出的，很新式的那种北壳枪。很多钱，一支两百四块白银。”
很惊讶林树彦都记得一清二楚。有一回，碰上陈国辉带人来攻抢 村子，小孩、年轻人、村子里的壮丁全部出动。结果，陈国辉烧了村 子里的一百多间屋子。
生活能够一直这样过吗？他才12岁。
15岁那年，林树彦决定离开安溪。他说：”……如果像这样，以 后留在此地也是做土匪。” 很多时候，如果不跳出去看，困在一个境遇里，那他只给自己两种同样不理想的选择。一是受对方势力的威胁，另一是加入对方的阵 营去威胁别人。
他获得父亲同意后，做了第三种选择，离开唐山。
五丛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