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身份错位与文化博弈

何启良

中国政府要在新加坡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已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批准，消息转出后新加坡学界、文化界、政界一遍叫好。说此举将会 “有助于本地华族社群建立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土的中华文化元素将能衔接中国当代文化在国际上的表现，进而深化本土多元文化”、“加强两国文化交流”云云，如此媒体锻造成的“共识”，形势似乎已不可逆转。笔者仍然认为，此项举止不得不慎重视之。其中牵涉到一些复杂的政治意向、文化博弈、以及新加坡华族文化的主体性等议题。

当前新加坡已有“孔子学院”，为何又来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况且当年（2005年）“孔子学院”的成立，是类比德国歌德学院、法国语文学院和英国文化协会的。如今“中国文化中心”又同样作此类比，令人错愕不知所为。然而，其中必有区别。孔子学院虽是中国汉办（全称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推动，但是其主要经费如今尚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维持，而管理层仍然是新加坡人士任职；其宗旨为“提升新加坡华文的整体资源、教学水平与学术研究，促进新加坡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故所举办活动的对象，都是以一般新加坡（华人）听众、观众为主。去年于丹《论语》讲座，反应如预期热烈，今年又有余光中演讲，座无虚席。孔子学院亦有举办推动本地华人文化的课程(如华语歌词写作班、翻译班)，成立新加坡历史人物为名的基金（如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其目的是希望在这一块文化贫乏的岛国栽培脆弱的中华文化苗种。

新加坡华族文化（语文、音乐、节日）的适应、培育与扎根，除自力更生之外，必须借助外力，即“母体”中华文化在中国的优势。这个形势越来越显著。显然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亲和性，但是必须指出，两者之间毕竟有主体、客体之分，有“主”“客”之别。文化学术机构如华裔馆、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都一直致力于在地华族研究，建立主体，拒绝点缀，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孔子学院固然立足于新加坡土壤，然而它其实是站在一个极为奥秘的平衡线上，一如高空走钢索。即将建立的“中国文化中心”内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然而就笔者观察，其建议书由双方官方签署，然后又是由中国政府斥资建造，其官方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其背后蕴含的政治意图就显而易见了。就当前中国外交国情而言，中心的建立显现其主观的区域柔性外交，再观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改变，这一举止又可视为表面是以中国文化铺垫、实为以抗衡西方文化霸权的举动。
其实中国文化中心已经在数个国家成立，它们的宗旨与运作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以埃及为例，新闻有如下的报道：总理温家宝到访，众人表演迎之。“在雄浑的古筝声中，两个埃及男青年吟诵唐朝诗人王之焕的《登鹳雀楼》，铿锵有力，声情并茂；在清脆的钢琴伴奏下，３个埃 及女孩朗诵现代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字正腔圆，婉转动听；６个身着白色太极服的埃及朋友，表演起了太极拳，于行云流水间展现着‘天人合一’的东方神 韵”。

甚是精彩。如此情景出现在新加坡，将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会是马来裔或印度裔表演吗？还是新加坡华裔？新加坡华族文化界亦常有此类表演，若出现在“中国”文化中心场所，是否是颠覆现象？可以想像的是，参与者更多的会是中国新移民与其年轻一代。如此一来，中心为文化桥梁、或推广中华文化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年前笔者曾经出席温家宝在本地大学的一次演讲，他预设听众大部分是新加坡大学生（在他的演词理频频提到“同学们”），殊不知听众却是官员和社会显要。发问时间更妙，频频发问者都不是新加坡籍大学精英，结果几轮问题后，主讲人惊讶说：“什么都是中国籍的学生在问问题呀！？”

中国文化中心在新加坡建立，其实一种身份错位，对中国或新加坡，都是一种尴尬。所谓身份错位，即指中华文化带着潜在的政治意图（法统地位）而渗透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度时是主是客的身份颠倒；一有不察，就会出现温家宝在新加坡某大学演讲时类似的尴尬了。新加坡是地主，中国文化中心是客人；然而以文化论，母体是“中国”文化，而新加坡华族文化不过是子体，强弱立分。两者又有极大的重复性。中国文化中心在其它一些非中华文化主流的国家没有出现同样的错位问题；身为“文化法统”主人，它可以理直气壮推动和发扬中华文化。可是在新加坡所遇到的，是一个较敏感和两难的情景，即中华主流文化的推动，如何配合当地支流中华文化的发展，又同时能够平等对话？本地华族文化的发展，长期以来得不到官方关注，以后之发展，当然可以借助中国政府推动中华文化之力，但是同时，在这排山倒海的文化巨流面前，又感觉到无比脆弱，被吞没的恐惧油然而生。中国文化中心当局如何调适这个社群的文化焦虑，其中所牵涉到的深层关怀与价值情操，实非一般习惯于利益本位思考的政府官员所能为也。

又说回德国歌德学院、法国语文学院和英国文化协会。这些组织都已入驻狮城多年，为什么没有上述问题？道理是一样的。必须指出，如今后冷战处于文化激荡期，文化领导权正在重构当中，情形错综复杂，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掣肘。西方（美国、欧洲）和东方（以中国为首）的文化霸权竞争已经达到白炙化的程度。因此说，大国的文化机构背后目的，是为了维持文化输出的强势地位。但是上述机构在推广该国文化时，保守自得，有气势但不凌人。它们服务自己社群，也有与当地人交流的任务。新加坡人乐于接受，态度的坦荡荡的，并没有被边缘化或被同化的惊恐。

然而，以中国文化中心为论述的软实力有更明显的政治内涵。它的目的是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与美国流行文化)，重塑中国文化权，构建中国国内文化的失序，背后的意图与推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并不无关系。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良与非政府组织的孱弱，造成了它在发展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靠“政府”这个绝对角色，也就涉及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了。文化输出，作为一种霸权，采取了隐蔽的方式。理论上，它的渗透和扩张可以达到其他霸权（军事、经济）难以达到的效果。实际上也是如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文化界常会对新加坡历史文化有意无意的误解。试举一例。APEC期间有中国中央电视台考察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官员培训班，报道时就有“南大作为中国以外的唯一采用、重视中文的大学”的曲解。虽皆称南大，但是识认南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之区别，就在于考验你懂不懂岛国的政治历史与文化了。类似的论述所导致的，是文化认同的错位和混乱，它曲折地反映出当前中国文化的强势，以及其欲借助国家崛起力量来碾压其它国家的民族文化。这其实是一种反文化现象。

移民社会的新加坡，没有很高层的传统文化，或深厚的民族精神。中华文化在这个岛国也没有被呵护过。但是，至少两代华族知识分子被权势阻压之下仍然努力扎根，虽势单力薄，却能够孕育出具新加坡特色的中华文化。斯土斯人，峰回路转，眼看这个一向来不重视中华文化的权势正向外靠拢，却进一步忽略本土中华文化的成长，这些知识分子心中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觉得一世纪的苦心经营成果竟功亏一篑，另一方面则对“文化中国”的概念非常振奋和向往。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这个国家的话语主导权，如今又面临一个类似后殖民的局面，其窘境是何等痛苦。

以中国为本位的“中国文化中心”在新加坡建立，余认为，它可以扮演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角色。对中国政府来说，他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地中华文化的尊严，不宣宾夺主，不张扬文化霸权，尊重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中心真正走入新加坡社会之前，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做的，是读懂新加坡历史和华族文化。只有读懂了这些，中国才能适应当前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规则，并利用这个规则走向国际舞台的巅峰。如果过度自诩，渲染文化主体与法统，只会被新加坡有识之士嘲笑和抗拒。
200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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