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考古第一人约翰•米锡克博士 让新加坡人看到自己的根

报道•部分摄影／章星虹（特约)《联合早报》(2009-12-21)
（编辑：杨丽娟）

　　政府大厦和旧高等法院间的停车场目前正进行考古挖掘工作，出土的陶瓷碎片、古钱币，再一次证明14世纪的淡马锡，是商贸活动频繁的交通枢纽。

　　担任这次考古挖掘顾问的是本地考古挖掘和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一名外来人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课程副教授、来自美国的考古学家约翰•米锡克博士（Dr John Miksic）。

　　1984年，本地资深历史学者柯宗元邀得正在印尼爪哇教书的约翰•米锡克博士，在福康宁山上进行了一次为期十天的考古挖掘工作。那是本地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挖掘，从此揭开了新加坡考古研究的帷幕。

　　2009年10月的一个星期二早上，福康宁山上游人疏疏落落。晨光穿过浓密树丛筑起的“山墙”，洒在山腰间的一条小道上，在红砖路上染出深浅不一的斑驳图案。

　　正沿着林间小道走上山的，是约翰和他的一组学生。每个月，约翰都会把修读“考古与文物资源管理”的学生带出教室，到全岛不同“外景地”上课，包括考古挖掘地点、大小博物馆和文化遗址等。

　　实地的授课地点，是福康宁山上的考古现场。只见约翰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块陶器碎片，像捧着一块宝玉，向围在身边的学生讲述着这块陶片的身世。此时，一缕晨光照在他已经灰里泛白的头发上，微风一吹显得有点儿散乱。不过正说在兴头上的他，眼里闪着点点亮光，透出的是对手中“宝玉”的骄傲和珍爱。

　　“你怎么知道从哪里挖起呢？”一名学生这样问道。
　　这个问题，在1984年时确实让约翰颇费思量。在勘查了整个福康宁山之后，约翰发现山上多处都有英军留下的建筑，不宜挖掘。

约翰•米锡克博士在政府大厦草场的考古现场。是不是很有点大导演史提芬斯匹堡的架势？

　　约翰问：“你们看到不远处的那个墓亭吗？据说那是新加坡最后一位国王伊斯干达沙的墓，对马来人来说，是一处不容亵渎的圣墓。英国人出于这个考量，没有去碰那个地方，所以保留得相对完好。”

　　约翰当即决定，把挖掘地点定在圣墓的附近。十天挖掘工作的结果令人非常振奋——考古队找到了14世纪文化层，挖出的文物包括中国元朝的白瓷、青瓷和陶器碎片，还有钱币、玻璃珠等，证实了新加坡700年前曾有一个“淡马锡”时代。

考古是连接古今的一条纽带

　　25年前挖下本地考古的第一锹泥土，把新加坡的历史推早了500多年，也标志着新加坡考古研究的开端。

　　1987年，约翰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成为历史系的首位考古学者。从那时起，他主导了一系列考古活动。从新加坡河口的皇后坊到甘榜格南的马来皇宫，从政府大厦草场、圣安德烈大教堂到丹戎加东炮台，处处都留下他的足迹和汗水。

　　考古的成绩是斐然的：新加坡迄今共出土了50万件整件文物和碎片，3万余件来自14世纪文化层。

　　约翰常说，考古是连接今人和古人的一条纽带，能让一个国家的人民看到自己的“根”。

　　今天的新加坡人常会问：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在约翰看来，问这样的问题，说明新加坡人不觉得自己有长期的“根”，不相信自己国家有值得骄傲的历史，所以一有条件就移民他国了。

　　而迄今的考古发现告诉人们：这个小岛在很早以前，曾是本区域的一个重要贸易港，并不是英国人来了以后才有的事；而且早在700年前，新加坡就已经是连接东南亚和中国的一道桥梁。

　　约翰说：“所以，当人们了解自己国家在过去700年来的发展，就能明白到：新加坡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从古到今，她都有存在的战略背景和价值——考古的价值就在于此！”

希望政府制定考古勘测条例

　　他相信，这个小岛上14世纪的人类活动，大多集中在北起福康宁山，南至新加坡河口一带，至今地下仍藏有大量未挖掘的“物证”，对研究早期东南亚城市的空间分配、人口数量、工农业规模、族群分布等课题，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因此，约翰一直在游说有关政府部门，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订立具体条例，规定在这块约85公顷的区域内凡建造新宅，须先进行一次全面考古勘测，并由文物局统筹“一站式”的考古准证审批工作。在经费方面，英国目前是把建筑预算的1%拨给考古勘测。约翰说：“新加坡的考古规模不算大，有0.5%就很不错了！”

一心想去西伯利亚　反倒扎根东南亚

　　约翰对考古的兴趣，始于外祖父的一个大箩筐，里面放满了耕地时挖出来的石器。

　　约翰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在外祖父经营的一个小型农场长大。他回忆说：“小时候，我常会一个人对着那个大筐子苦思冥想：为什么地底下会有这么多石头？是什么人埋在那里的？他们用这些石头来做什么？”

　　少时点燃的兴趣，一直跟随着约翰。读大学时，约翰选择了考古专业，对人类在极寒气候中的生存境况尤感兴趣。大学期间，他随着一支考古学者深入加拿大北部的严寒地区，考察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考古研究项目。

　　他说：“到那时我才知道，外祖父田里挖到的石器，是古时严寒地区生活的人们打猎时用的工具。”

　　人的命运是很奇妙的，冥冥中似有一只推手，把人推向一个未可知的方向。约翰大学毕业时正值越战，许多美国年青人都倾向反战，约翰也在那时选择参加由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创办的“和平队”（Peace Corps）。他满心希望“和平队”能派他到西伯利亚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在业余时间，继续对极寒地区人类生存境况的研究。

　　约翰笑着说：“可是，由于冷战的关系，也因为我有农场生活的背景，我在1968年被派到热带东南亚，而且在东南亚一住就是41年！”
教育新加坡人了解东南亚

　　“教育”新加坡人了解东南亚，是约翰对本地社会贡献的另一大亮点。

米锡克博士向一群日籍太太讲解考古知识。

　　约翰目前是新加坡永久居民。来新加坡之前，他在东南亚不同地区曾居住和工作达19年，住过的地方包括马来西亚的吉打、槟城，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明古连和爪哇日惹等地。约翰能说一口流利的马来话，对不同地区的文化课题都有深入研究，曾写下多篇学术专论。

　　因此，当新加坡国立大学于1991年决定开办东南亚研究学位课程时，约翰自然是不二人选，全权负责该项课程的开启。

　　在约翰看来，自此新马分家以后，新加坡人对东南亚的了解愈来愈少了。今天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跟本区域其他成员的联系和了解，但很多新加坡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学生首先要学会“尊重”二字

约翰•米锡克博士相信这个小岛上14世纪的人类活动，大多集中在北起福康宁山，南至新加坡河口一带，至今地下仍藏有许多“宝藏”。

　　新加坡人常到邻近东南亚各国旅游观光，为什么还说他们不了解东南亚呢？约翰解释说，人们到一个地方小住几天，甚至到访数次，常会以为已经很了解那个地方了。其实不然。

　　要真正地了解一个地方，没有速成的途径可走，惟有静下心来，长时间地深入研究那里的历史文化经济，最好能学会当地人的语言，这样才能与当地人密切接触，弄懂他们的所思所想。

　　约翰叹道：“在本区域不少国家的眼里，新加坡人的形象可不是太好喔，常被人看作是‘举止傲慢’的一群。”

　　有鉴于此，约翰要求就读东南亚研究课程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尊重”二字。学生要亲身到东南亚各地实习，或在当地大学跟班上课一个学期。此外，课程也要求每名学生掌握一门东南亚语言，如泰语、印尼语、马来语或越南语。

国人近年对本地历史兴趣渐浓

　　坐在约翰在国大历史系的办公室，聊天的话题从福康宁山上的考古挖掘，伸延到数百年前本区域的大环境，再从人类不同生存环境谈到美洲玛雅人、北极地区爱斯基摩人，说着说着又回到东南亚，回到新加坡这个小岛。

　　搞历史研究的人大多有这个特点，就是思维跨度比一般人来得大，在时间和地域的概念上呈“Z”形跳跃——不仅在数个世纪、数个大洲之间驰骋跨越，还会追溯到史前的种种，相互印证比较。有人说搞历史的人是古板无趣的一群，此话大可一笑置之。

　　话题转回新加坡，约翰的观察是：近年来，新加坡人对本地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了。

　　他特别提到本地的一支义务考古队伍。在过去的25年里，先后有逾千名义务考古人员参与了挖掘工作。无论是暑热难耐的盛夏，还是霏雨纷纷的时节，都能见到他们在小小帆布蓬下默默地工作着。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地道的新加坡人，而且以20至30岁年龄层的年轻人居多。

　　约翰说：“我非常感激这支义务考古队伍。没有他们的无偿参与和支持，本地的考古挖掘工作，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

　　在多美歌地铁站附近的国大外展教育中心，身为讲师的约翰也留意到，中心的“新加坡古代历史课程”近年来也吸引了更多的本地人来上课。学生中有到了海外才发现自己不懂本国历史的留学生，一退休就马上报名上课的乐龄人士，也有来自文物局、图书馆、市区重建局的政府职员。
　　他开心地说：“学习本地历史，今天也成了这些政府部门职员工作的一部分。”

国大校园里有座“考古大屋”

　　本地青年考古学者林祯祥说，新加坡应该感激像约翰•米锡克这样的外来专业人才。以约翰为例，他以扎实的考古知识，宽广的文化视角，在本地历史和考古研究领域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自今年3月起，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校园里拨出一间面积约2500平方英尺的大屋，作为考古文物的永久储放和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在约翰的带领下，相信将成为本地考古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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