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缤纷 2012-11-06，第3页）
本文作者章星虹在出席了10月28日在报业中心礼堂举行的“传承文化，作育英才：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专题演讲暨研讨会后，完成本文。
文章从韩素音 （Han Suyin， 1916-2012）的角度来谈陈六使 （Tan Lark Sye, 1897-1972）的功绩，文章的重点是陈六使及南洋大学。南洋大学一路走来的曲折宕迭，的确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动人故事。对这个故事的叙述，一次又一次。文中叙述的韩素音与陈六使的一段往事，也是对“南洋大学”这个动人故事无数次叙述中的一次。
章星虹／文
上世纪50年代，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集族群之力，为华裔子弟打造了一所具有文化传承意义之大学。在大学的初创期，陈六使先生曾谈及自己的期盼：这所大学即使五年内不能创立，十年之内也能创立；无论如何，希望在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华裔子弟能够在接受在地文化之余，对原来的文化母体也有所传承。
在上周末（10月28日）举行的“纪念陈六使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专题演讲暨研讨会上，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提到陈六使先生当年的这个宏愿，不禁赞叹道：“这是何等的志气呵！”他也说：“这25年华人企业家为华裔子弟斥资兴学的过程，是一段人们日后会一次再一次回顾的动人故事。”
这声赞叹、这段评说，令人动容。对很多人来说，南洋大学一路走来的曲折宕迭，的确是一段刻骨铭心、不忍忘却的动人故事。对这个故事的叙述，一次又一次，自1953年开始直到现在，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无论是压低声音地谈，还是在麦克风前放开地说；无论是由亲历其境的人款款述说，还是后辈人沿着前辈视线重组当年场景，这段故事的道道细节依然清晰如昨，未曾走样。
韩素音与陈六使的一段往事，也是对“南洋大学”这个动人故事无数次叙述中的一次。
丹戎禺的一次周末聚会
1954年2月28日晚上，新加坡东部丹戎禺海滩上的丹戎禺俱乐部（Tanjong Rhu Club），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是日，陈六使和福建会馆“设宴招待吾侨著作家汉素音（韩素音）女士，并请百余闻侨作陪，情况甚盛。”
丹戎禺俱乐部是陈六使先生名下的别墅。据当时在福建会馆工作的人士、华文报章记者、南洋大学学生的回忆，自陈六使在1953年提出创办大学的倡议，丹戎禺俱乐部就成了他从事社会工作的总部，“南洋大学的酝酿、讨论及各种决策，都是在这里决定的”。而每个星期天，这里更是他跟各方聚餐会面、商讨大事的地方，来者不仅有身为丹戎禺会员的名流富商、会馆大佬，也有文化新闻界人士、学生等。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举行升旗礼。左三是创校人陈六使。（档案照片）
那晚席间，陈六使致辞，首先感谢韩素音在南洋大学创立一事上的“敢言”。他说：“余来南洋数十年，尚从未在报端阅及如二月十五日汉（素音）女士在星加坡记者联合会发表之言论，令人深表感动。……华人能如韩女士之敢言，则华侨与东南亚之地位，当能提高。”
韩素音在数天前的2月15日究竟说过什么，令陈六使先生如此感慨、如此赞赏？
1954年2月28日，陈六使（右）与韩素音聚首丹戎禺俱乐部，商讨有关南洋大学的创建事宜。（图片来源：《南洋商报》）
陈六使感谢韩素音的“敢言”
在陈六使先生于1953年初提出创建一所华文大学的倡议时，韩素音随夫移居马来亚已近一年。在这段期间，她目睹了马来亚华语社群中年轻人升学无门、渐渐被社会“边缘化”的无奈境况；也看到执政的英殖民政府对华语社群的态度——战后，执政当局不但没有强调华人在二战中的贡献，反而动辄在“共产恐怖”与“华语社群”之间画上等号，把东南亚1200万华人当恐怖分子看待，在其身上贴上“长住之第五纵队”的标签。
韩素音也看到，这种“铺天盖地的恐惧和不信任”，让陈六使先生的办学之路从一开始就走得异常艰难：他的办学倡议，被说成是“几名‘百万富翁’、几名‘橡胶大王’的突发奇想”，被解读为“华人沙文主义”的具体表现；而尚未成型的华文大学，更被预言为 “共产意识的温床”。
1954年2月15日，韩素音在新加坡记者职工会的午餐聚餐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黄祸”今天已被重漆成鲜红色》。她以形象的语言告诉听众：回顾历史，华人曾是西方人眼中的“黄祸”；而在战后的今天，“黄祸”已被重新上漆，变成了鲜红色。
具体提及南洋大学，韩素音指出，马来亚华人愿意离弃中国政治，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留在本邦，而倡建南洋大学的目的正是“在于为华校青年找一出路，拯救彼等脱离失望、憎恨，使免沦为共产党” ；可是如今“华人做任何事，均加以‘社团主义’”的罪名。她举例说，当局 “在该大学基石未奠之前，就已经拒绝该大学之学位，似乎有些官员认为，青年去山芭、去北京，还比去南洋大学为安全。”
这番演说触及了当时极端敏感的社会话题，如共产党、社团主义、第五纵队等等，与主流话语可谓针锋相对。因此韩素音在演讲结束时不忘加一句，申明“自己不隶属任何组织，仅为英国医药会会员。”
陈六使：请把华社的真实处境告诉世人
第二天，本地主要中英报章，对韩素音的演讲均详加报道；尤其是两份主要华文报章，即《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字里行间对韩素音的立场宣示赞誉有加。而韩素音敢为南洋大学说话的勇气，也令南洋大学倡办人陈六使极为赞赏，遂于数日后在丹戎禺俱乐部设宴招待这位“敢言”的女作家。
在席间致辞中，就华人在二战中的贡献，陈六使说自己亦深有同感。他回忆说，日本南进时，华人虽配得旧枪，依然“果敢冲赴前线”；越过柔佛长堤翌日，英国人就将长堤破坏了，但华人依然勇往直前，“扰乱敌军阵地，使敌人蒙受损伤。”也因为如此，华人在肃清中被日军大量杀害。可是英国人战后重返马来亚，却把华人的贡献一笔抹杀。
说到华人在战后东南亚之生存境况，陈六使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形容之：华人居住本邦，一向以来与各民族和平相处，并无过分要求，只求平等待遇而已，“何以竟成俎上肉？”
因此，在感谢韩素音“敢言”的同时，陈六使也期望她能继续多多为华人解释，把华社的真实处境告诉世人，让更多国际人士知悉马来亚华人目前所处的困境。
韩素音：他讲的话我永远忘不了
韩素音非常敬重陈六使，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还记得跟陈六使先生见面那一天，他老人家穿的不是很好看的衣服，有点像睡衣 (pajamas) 一样。他穿着布鞋，手中还有一把扇子，很朴素，有如一位农民。我真喜欢他，也觉得他真了不起。他讲的话我永远忘不了。”正是出于对陈六使先生的这份敬重，韩素音在1956年南洋大学开学后，分别在校医室和文学院无偿诊病和教课，长达六年之久。
2012年，在韩素音位于瑞士洛桑的家中，我们看到书架上有不少与南洋大学有关的书籍，包括《南洋大学创校史》《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复办南洋大学论文集》《回忆云南园》等。其中，《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刊载了韩素音的一篇讲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一个很伟大的人，就是陈六使先生。”
韩素音在瑞士洛桑家中的书架上，有不少与南洋大学有关的书籍。（作者提供）
从1953年到今天，一个甲子即将过去了，陈六使先生、韩素音女士，以及不少曾为南洋大学尽心尽力的前辈，都已先后作古。然陈六使先生的志气，今日仍在；“饮水思源”，仍是人们秉持的做人道理。对很多人而言，南洋大学的“合并”乃外力使然，而南洋大学本身则无疑是成功的——
成功在于，她曾为星马社会中的华语文化语系完成了一个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府的体系构建，让当年一大批年轻人得以继续学业上的追求；
成功在于，她曾为新马社会培养出成千上万的社会栋梁之材，而一大批优秀人才在过去半个世纪间一直为这个社会做着有益的贡献；
成功也在于，她最终达成了陈六使先生的殷殷心愿，让华裔子弟“在接受在地文化之余，对自己的文化母体有所传承”！
诚如王德威教授引述唐君毅先生的那句话，无论中华文化面临何等“花果飘零”的困境，总见有心人凭借一瓣心香，在这个小岛上创造出“灵根自植”的机会。
（作者从事新闻分析工作）
五丛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