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星虹
联合早报 21/06/2013 页: 15 早报现在名采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呈上一个折子，”密保维新救时人才”，向光绪破格推荐了五名低官阶的官员。
这五个名字中，有四个是今天人们熟悉的：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对于第五人，徐致靖在”密保人才”折里这样写道：
“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
宣布变法后的第五天，光绪帝首先召见了”密保人才”折中的两人——康有为和张元济。
百多年后的2013年，微风拂面的一天。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楼展廊里，73岁的张人凤先生停在康有为的肖像前，细细端详。良久，他回过头来，说：”康有为是祖父的朋友。”
张人凤的祖父，就是”密保人才”折中提到的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说到”张元济”这个名字，人们会想到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泰斗、商务印书馆的创馆期元老；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清末光绪年间的那股朝政变革巨流中，出身翰林的张元济曾跟维新派康、梁的名字连在一起。
也许是凑巧吧？晚晴园也是本地唯一呈现”华文书业”的纪念馆，新加坡的商务分馆即是在张元济主持馆务时设立的。商务分馆那张泛黄照片，静静地挂在展馆的另一隅。隔着绵邈岁月的千山万水，藉着辛亥年的宏大叙事框架，一个戊戌年间的故事似也在无声地进行着。
1898年：”愧无良药进忠言”
戊戌年6月16日，黎明时分。31岁的六品官张元济，来到颐和园西苑门外的朝房，等候光绪帝召见。他心里明白，按老祖宗的规矩，皇上只见四品以上的大臣；这次召见只有六品官阶的康有为和自己，看来皇上这回是真的下决心变法了。
不过，对”张元济”这个名字，光绪倒是有点印象的。甲午战败后，朝廷上下大受刺激。在读了康有为上书中的”自强雪耻”之策后，这位年轻皇帝萌生了读些在经、史、子、集之外的”新书”念头。在他亲笔开出的书单上，有一本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国学者张鸣在《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那时 “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那是一个集体启蒙的年代，连皇帝也不例外。
为皇上找书的事儿，就落在了当时任职总理衙门的张元济身上。在那些日子里，张元济费尽心思四处寻书；可在百多年前的京城，要找新书，谈何容易！张元济只好深挖个人书筴，挪借于友人书斋，凑集一批、呈上一批；每次呈书，必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
晚年的张元济，仍清楚地记得那天面见皇上时的情景：光绪说话声音颇低，但语气和蔼，再三叫张元济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见皇上着意倾听，张元济于是大胆进言，提出当务之急有二，即翻译西文和”设馆储才”，因为无论是建铁路还是搞外交，中国都需要新学以及懂得新学的人才。
张元济晚年时曾对儿子张树年说，自己一生见到过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谈到光绪，张元济始终对这位皇帝抱有”知遇之情”。在他眼中，光绪固然”殊欠刚健”，但却不失为一名有力图革新志向的皇帝。张元济曾作一诗，记下这次君臣之间的谈话：
微官幸得觐天颜，
祖训常怀入告编，
温语虚怀前席意，
愧无良药进忠言。
著名的”戊戌变法”，在第103天走到了尽头。眼见谭嗣同等六人血洒刑场，康有为梁启超远走海外，一众大臣纷成阶下囚，张元济当时是什么心情，也就不难想见了。
李鸿章倒是有一双识人之眼，把当时遭朝廷”革职，并永不叙用”的张元济，荐给了在上海主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两年多后的1903年，张元济加盟由夏瑞芳等人创立的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并任所长。
1903年：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张人凤说，晚清官场少了一个张元济，成就了一个近代杰出的出版教育家——从朝廷步入民间，是张元济一生重要的转折。
康有为和张元济，都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翘楚人物；然而，相比于豪放大气、张扬恣肆的康有为，张元济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他没有洋洋洒洒的谈话演说，也没有堆积等身的专门撰著，以致今天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因此，要看张元济在近代中国自强图新的版图上的位置，惟有看他做过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不妨略举数例：
在专事”英才教育”的南洋公学，张元济渐渐悟到，中国的问题实则出在”民智过卑”，四万万人中受过教育的不过四十万，仅占人口千分之一；然即便是受过教育的国人，也不过是”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于是，当商务创馆人夏瑞芳邀其入馆时，张元济与夏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在商务印刷馆，张元济请到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结构”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编制新课本和工具书，翻译逾百种西方小说名著，新创多种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当年商务生产的大量优质精神食粮中，不少到了今天都仍是华文知识食谱中的”启蒙主食”；
对张元济来说，出版校勘是平台，而”昌明教育”便是毕生要圆的心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加盟商务一年后即编制推出的新式课本——《最新教科书》，蔡元培曾誉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小学教科书”。在南洋一隅的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堂出现在1905年，学堂的首批学生就直接受惠于来自中国上海的这套商务课本。此时离武昌革命成功尚有六年……
全心拥抱新学，并不意味着要舍弃旧学；正相反，张元济对中国传统典籍，可谓万般顾惜珍爱。在统筹全盘业务之余，老先生就做着自己最为擅长的工作——他专辟”涵芬楼”收藏善本古籍，而他对《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被学界称为”两项了不起的大工程”，”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古籍出版的最高水准”。
张老先生一生没留下专著，可他在商务印书馆60余载的心血早已”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受他启蒙的海内外华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1910年：南洋槟榔屿晤”友人”
1910年3月17日，张元济乘搭游轮自沪启程，赴欧美多地考察教育和出版印刷业。此行自3月到隔年1月，费时近一年。船每经一地，张元济都给上海的家人寄一张当地的明信片，文字简快明洁，记录了整个行程和重要事件。
4月3日，舟抵槟榔屿，张元济拜访了一位”友人”，两人把臂同游槟榔屿植物园——这名友人，就是在1898年去国、流亡海外已达12年的康有为。
12年后的首次相见，两人有没有回顾变法维新那惊心动魄的”百日”？康有为当时仍是朝廷要捉拿的”要犯”，张元济的明信片上不便明言，惟文中”寓公”、”友人”之所指，知情人当可读懂一二吧：
”槟榔屿故隶暹罗……，今其地已割于英。暹罗固失其主权，而土酋亦仅作寓公，寄人篱下矣。小屋数缘，栖迟海畔。余（我）驱车过其门前，友人指以示余，为之欷歔不止。”
说到张、康之间的情谊，虽张元济从不属康、梁内圈人物，他对康有为一直怀有尊崇之情。有人说这是”同沐皇恩，效命新政”的特有情谊，也不无道理；然从张元济《追述戊戌变法杂咏》中所录一诗来看，维持这种情谊的纽带，更是他对”晚清书生报国”情怀的不弃：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要知道，写此诗之时，已是中国又一次改朝换代的1952年了。
变法：一幅壮丽的画卷，一个启蒙的座标
纪念馆里，与康有为肖像并排而列，是邱菽园西装楚楚的半身像。张人凤在整理祖父的资料时，曾经见过两人之间的通函一纸，内容说的是邱菽园赠予张元济的一部诗集。人称”南洋第一诗人”的邱菽园，为”当年名士，以文学，尤其是诗歌，驰名远近”。他当年赠给张元济的，究竟是哪一部诗集呢？张元济来南洋的那年，两人可曾晤面？
张人凤说他常来新加坡，为的是看望在狮城落户已近20年的女儿一家；每次来新，也必会上图书馆、博物馆去查找祖父当年留在南洋的足迹，惟目前尚未找到他跟邱菽园交往的更多资料。”听说国家图书馆接下来会推出一个邱菽园展览，也许借此找到两人往来的更多文献资料。”张人凤微笑着说，声音中是满满的期待。
邱菽园是本地唯一的举人，1898年进京会试时恰逢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1200名参与签名的举人中就有邱菽园的名字；而变法事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幸得邱菽园接济，亦是本地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黯然于历史的邱菽园》一文中，本地学者李元瑾则提醒人们，在纪念本地陈楚楠、张永福和林义顺的革命事业时，可别忘了”他们是如何受惠于导师邱菽园的启蒙和开路。”
晚晴园故事主角之一陈楚楠，晚年曾回忆当年”启蒙之师”邱菽园：
”兄弟与张永福同志本属近邻，竹马之交，长大就成为知己。我们后来得和邱菽园先生做朋友，并由他介绍，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书报，得了些现代的新智识。”
这群年轻人当年也参加了由邱菽园、林文庆组织的”好学会”，声援康梁的维新活动，”直至1900年自立军失败和义和团事变后，才转向革命”。
……
百年仰望，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013年张人凤在狮城对祖父张元济和他同辈人的回忆，让今人百年回望的视野，从狂风扫落叶般的辛亥年，向着更远更深的所在延伸开去，回到同样惊心动魄的戊戌年。
学者张鸣说，”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这幅壮丽的变法画卷，也是一个启蒙座标。然而，启蒙的印记，常常埋在层层叠叠的历史皱褶之下 ，容易被后来的更宏大的叙述所隐掩。
此时，听听胡适如何评价戊戌年另一位启蒙之师的话，也许不无裨益——
1912年秋天，”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十余年的梁启超返国。胡适在日记中写到：
“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意及世界大势者，皆梁任公之赐。……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乳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
这番话，是对启蒙之师梁启超的一次致敬，也是对戊戌年前后许许多多曾令后人受惠、但后人对其一无所知的启蒙之师们的一次致敬——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只见他们抖抖身上的蒙尘，一个个从历史的层层皱褶中走了出来，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张元济、邱菽园、林文庆，还有更多更多……
是的，他们当中，有的后来转而倡导革命，有的依然笃信君主立宪，各自或赢掌声、或得骂名；惟百多年前的思想启蒙光辉，曾寓”自强雪耻”之策之中，曾基”昌明教育”理念之上，一直耀亮着中国近代的百年之路，不曾因时势潮变而有一丝褪减。
如是，辛亥年的故事，当可从戊戌年前后说起吧？毕竟，中国近代第一声发聋振聩的求变之音，响在更早的戊戌年间。
五丛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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