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再回星洲时 ——上海书局/世界书局与香港的关系(2)

《联合早报》 2011-9-18 • 早报周刊 • “东读西写”栏

章星虹

(续……)

两位老先生

  提起星洲的上海和世界两家书局,我一定会说到两位老先生,即上海书局东主陈岳书(1900—1971)和世界书局东主周星衢(1905—1986)。

  当然,50年代初期的他们并不老,50岁出头,正是事业上大展拳脚的时候。香港书业的同行小辈今天还记得,这两位前辈当年往来于星洲和香江之间,是海外华文书业的重量级人物。

  陈、周祖籍都在江浙一带,人称“三江”人士,两人年龄也差不太多,都是清末年间生人;初来星洲的经历,也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带国货洋货下南洋,后经由推介新文化书籍杂志之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间进入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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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周星衢先生(左)和陈岳书先生(中),约摄于60年代。右立者为当年世界书局经理汤子荣先生。(星洲上海书局陈蒙志先生提供)
  设立港局、办货转销,是整盘生意中的一环,本不足为奇。然而历史的峰回路转,很多时候会把不经意的一举,推向一个它从未预设的方向,赋予它一个旁人做不到的角色;接着如何再往下走,就全在对信念的坚持之中了——
  在那个动辄被扣上“亲共”罪名的年代,把大陆书籍“化”作香江出品,再带回星洲,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当年两位前辈的这个坚持,为星洲的华校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知识新大陆。

一条从少儿到青年的轨迹

  这个知识新大陆,从少儿读物开始。大型成套,是这批“香江出品”的一大特色。香港世界出版社的《南洋儿童丛书》系列,总数达500种,香港上海书局的《现代儿童文库》竟达1000种之多。

  细分之下,这批“香江出品”少儿读物,可以说是由社会、文学和科学三部分组成,旨在孩子们心田里播下历史、文学和科学的种子;在营养搭配上,无论是历史故事、文学佳作还是科学发现,都含有“古今中外”这四个成分。

更难得的是,一条从少儿延展到青年的轨迹,清晰可辨。以“世界文学名著”的阅读来说。小朋友们从“世界名著图画故事”的一幅幅图画里,第一次认识大文豪的笔下人物,有中国吴承恩的《孙悟空》、美国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历险记》、法国大仲马的《三剑侠》。升上初中,少年人开始阅读文学改写版,在“世界名著儿童故事”系列里能读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吉呵德先生传》、英国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待到进入青年阶段,直接阅读“世界名著丛书”里遴选的原著翻译,就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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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年代后期的“香江出品”: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的“现代少年文丛”系列(新华书局杨善才先生提供)

开启通往新文学大门

  当然,供青年阅读的内容,还有更多。

  原来,以50年代初第一批“香江出品”为起点,两家书局随即开疆拓土、扩大出版。它们设立多家下属出版社,聘请多名编辑和作家,开始为青年读者编写、翻译各类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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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香江各类青年读物s
(图)50年代中期的“香江出品”: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的“现代儿童文库”(新华书局杨善才先生提供)

  当时极受年轻人欢迎的,是两家书局出版的各类新文学丛书,包括文学史话、小说、诗歌和戏剧,如《文坛五十年》、《作家谈鲁迅》、《叶绍钧(圣陶)选集》、《闻一多选集》等。这类课外阅读丛书,配合中华版、现代版教科书里有关新文学作家作品的精读,为年轻人开启一扇通往新文学的大门,不少华校生就是由此走上了写作之路。

青年读物《思前想后》s

此外,现代小说如俞远的《思前想后》、阮朗的《格罗珊》,翻译作品《爱的教育》、《河岸上的山楂树歌》,还有修养小品如《给爱写作的青年》等,也是老华校生至今忘不了的青年读物。

打通一条文化输送隧道

  翻看着一册册“香江出品”,我似乎悟到一点端倪。待到再回星洲时,两个岛城之间打通一条文化输送的隧道。在随后的日子里,一批又一批的华文读物,就是藉着这条文化隧道,源源不断地流回星洲。

  这个端倪,不仅凸显出冷战中香港的“文化中转站”作用,也提醒着我们:没有这道“香江出品”的文化养分,华校生的知识素养、他们日后在这块土地上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许就不一样了。

  从这个语境上看,这道跨越两个岛城的往事掠影,值得人们细细地记下一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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