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厚里•学士台•中峇鲁

民厚里•学士台•中峇鲁
章星虹
（联合早报 7, 14/01/2013 现在-新汇点）

　　中国上海有个民厚里，香港有个学士台，新加坡有个中峇鲁 （Tiong Baru)——在历史风云大开大阖的上世纪，沪港新这三个大都市里，分别都有这样一个小地方，为文化人提供了一处绿洲般的栖身之所。

　　年前到香港，长期关注文学资料收集和保存的作家小思（卢玮銮教授），送给我们两本她的新版旧作，分别名为《香港家书》和《香港文学散步》。读到她笔下的民厚里和学士台，思绪起伏流转，想到身边的中峇鲁。

　　民厚里，上海的一条民居里弄。上世纪20至30年代，那里的石库门房子先后住过不少知名的文人作家，包括当时仍在大学读书的施蛰存、戴望舒，在中华书局编译所做事的田汉、张闻天，还有陈独秀、梁实秋、叶灵凤等人。民厚里也曾是创造社早期文学活动的地点，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都曾在那里落脚。因此，对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民厚里自然有着一层非同一般的意义。可来到90年代中期，民厚里抵挡不住城市发展的威力，那里的石库门房子统统被拆了，连一块砖也拾不回来。小思痛心地形容：”一声令下，史迹就此了结！”

　　学士台，香港半山薄扶林的一个住宅小区。在三四十年代，人们走下一段段台阶，就能看到一个个平台；每个平台就是一条小街，建了些老房子。抗战中期的1938年至1940年间，中国不少著名文化人，尤其是现代派文人，因走避战火来到香港，暂居学士台。聚居在那里的有小说家穆时英、诗人戴望舒、文学翻译家施蛰存、漫画家丁聪、编辑欧外鸥、画家兼作家叶灵凤，还有叶浅予、郁风等人。用报人卜少文的话说，学士台在那两年是”香港的拉丁区”。不过今天回望，那群有家回不得的文人作家，也可以说是二战时期的”港漂”——身漂相对安稳的香江，心在烽火连天的故乡。如今的学士台，幢幢高厦林立，”台”在何处，已难以辨认了。小思叹道：”我看着一幢新的大厦，也说不出以前的事。”

　　中峇鲁，新加坡首个新式”共同住宅”的试验区，也是一块跟文人作家特别有缘的地方。如果说民厚里讲的是民国文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学士台说的是抗战时期一群文人的”港漂”生活，那么中峇鲁则是一个南来文人与本地作家的共同故事，记录了他们的在地生活、在地创作。所幸的是，中峇鲁的小楼大部分仍在，这个故事仍能说个七七八八。

　　中峇鲁的文人故事，可分成战前和战后两段。中峇鲁住宅区的首批建筑在1936年竣工，战前那一段时常出现在过来人的回忆录、文献记录里。史学家许云樵在《中峇鲁区今昔》一文中写道：”因为这是新式的共同住宅，人文界人士趋之若鹜，纷纷迁入居住。”战前迁入中峇鲁居住的文人中，有报人胡愈之和关楚璞、作家郁达夫、南洋学会创办人之一姚楠，还有南洋女中老师汪金丁等。

　　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在中峇鲁的那间朴素的小客厅，可以说是战前中峇鲁文人渊源的一个象征标志。报人张楚琨回忆说，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居所，没有沙发，没有陈设，”沈先生却布置得很利落，令人有窗明几净之感”；当年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尤其是参与抗日筹赈工作的那群文人报人，时常在那里相聚，很多时候倾谈到深夜。

　　那个小客厅也目睹了大战前的严峻。沈兹九先生记道：1942年2月1日那一天，”整个天空布满了死灰色的云……，飞机一阵阵像黑鹰似地死灰色的云层里盘旋”。就在中峇鲁她家的小客厅里，人们最后一次地聚在一起：大伙儿决定撤离新加坡。

（图）郁达夫当年就曾住在这里。

战后中峇鲁的文人渊源

如果说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在中峇鲁的那间朴素小客厅，标志着40年代初中峇鲁的文人渊源，那么战后的故事则是由一名当年”文艺青年”的记忆串在一起的。

　　年末雨季的一个下午，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树梢上不时洒下一串串水珠。我们撑着伞，跟随本地老作家谢克，来到他年轻时住过的中峇鲁，探寻战后迁入中峇鲁的文人旧居。

　　”50年代初，中峇鲁这一区住了不少文艺界、教育界人士。不过我自己当年最熟悉的，是三位住在这里的文学前辈——从香港来星洲办报的刘以鬯，当年红遍东南亚的作家姚紫，还有本土第一代小说家苗秀。”老作家告诉我们。

　　那天我们从金殿路起步，沿着金榜路，右转进中峇鲁路，第一站停在谢克年轻时住过的文忠路。指着前方的一幢四层高的小楼，老作家说：”你们看，这座小楼是大牌1号，姚紫和刘以鬯当年就分别住在四楼和一楼，就在我住的大牌4号斜对面！”

(图）璇宫戏院旧址就在此路的左边，当年苗秀的家在戏院前一座小楼里。

　”刚刚走过的金殿路，从前那里有家璇宫戏院，苗秀的家在戏院前小斜坡上的一座小楼里，”他接着道。
　　也是老报人的谢克，曾在华文报馆任副刊编辑，数十年间培养了不少新进写作人。回望50年代初，谢克说当时的自己也是一名刚从学校出来，渴望学写小说的文艺青年。求知欲旺盛的他，常到这几名作家在中峇鲁的住所走动，当面向他们讨教。三位文人当时虽已是晋身”知名作家”，对新进写作人却没有架子，每次都热心地为这名年轻人看稿提意见，还常嘱他多读文艺书籍。

（图）姚紫和刘以鬯当年就分别住在大牌1号的四楼和一楼。

　　我留意到，在这三名文人中，姚紫40年代后半叶南来后长留此地，刘以鬯在50年代初因工作短居星洲，而苗秀则是20年代在新加坡出生的本地人。这样的组合，放在今天的语境下也很有代表性——他们的出生地、居住身份各不相同，但都因对这片身处土地的关怀而留名新华文学史。

　　”对我来说，不管他们是外来还是本地，短居还是长住，这三位作家都是我在写作路上的恩师！”老作家强调说。

　　离开文忠路，我们一面走一面聊，没有说下一站到哪儿，却似心有默契般地向着大牌65号慢慢踱去——那里是战前郁达夫住过的地方。我们在街角咖啡店坐了下来，望着店外飘着的朦朦细雨，知道郁达夫的旧居就在这座住宅楼的24号（有人说是22号），有一种踏实安心的感觉。

　　我曾问自己：寻找文人作家的旧日居所，我们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今天，当一个城市能保留的旧地旧址愈多，她能讲述的故人往事便愈多；而藉着临旧地，忆故人，人们会看到自己的来时路，遂对这片土地产生更深的共鸣和感情。所以寻故人旧地，我们要找的，也许是我们自己。

　　那天过后，脑海里总是出现雨中中峇鲁的一幕：老作家一手撑着伞，一手指着路边小楼，有点耳背的他正大声地讲着半世纪前的段段往事。在民厚里被拆得片瓦不剩，学士台已不见”台”的今天，中峇鲁的小楼尚还安在，60年后老作家尚能站在小楼前面，跟后辈传述上一代人的故事。这是何等值得庆幸的事情！

　　然每当庆幸当下，对明日的莫名担忧亦会随之而来：中峇鲁那些”高龄”小楼，会不会哪天也遇上如民厚里、学士台般的命运？倘若中峇鲁有一天抵不住城市发展那股不容分说的威力，她的文人故事是否也会从此”史迹了结”、”无人理会”了？想到这里，暗暗对自己说：下回小思老师再访新加坡，一定要带她走一趟中峇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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